佛系之三
佛教如何入世？
邵颂雄
（原载香港明报 2019年1月30日)
执笔打算写有关「Engaged Buddhism」这题目时，刚看到《时代杂志》（Time Magazine ） 报道一行禅师（Thich Nhat Hanh）病重的消息，谓禅师三个月前已拒绝接受治疗，回到出家受戒的越南顺化归原寺，静待圆寂之期。
笔者上星期于多伦多大学的课堂内，谈到的正是一行禅师对佛教的改革，忽闻禅师「随时呼出最后一口气」，惊诧难免。然一天后，一行禅师的大本营梅村（Plum Village）发出的声明，却谓禅师情况非常稳定，定期接受针灸等治疗，而且往访禅师的弟子也络绎不绝，天气许可的话，倚坐轮椅的禅师还会跟弟子一起禅修。 《时代杂志》的说法，或有夸大之嫌。
本栏上期提到「正念治疗」种种，而一行禅师正是最早倡导「正念」（mindfulness）禅修的佛教法师，连西方「正念减压疗程」（Mindfulness-Based Stress Reduction） 的创始人卡巴金博士（Dr. Jon Kabat-Zinn）也曾从学于他。然而，一行禅师教授的「正念」修习，与由卡巴金发展「去佛教化」的「正念疗程」，貌似而实不同。
禅师倡导的，是简化了的佛家见修，虽简化而无歪曲，为普罗大众设计的「正念」禅修，仍以佛家缘起、无我、空性等教法为依归，
而卡巴金博士推行的，则是毫无知见底蕴下剽窃佛家部分内观技巧作手段的心理疗程，其成效于近年的研究每受质疑。
比较而言，一行禅师领导「简化」了的佛法修持，不重繁琐阐释、复杂观想，犹如英语学习过程中，着重基本会话的教学，而非深研经典文学和写作技巧；
卡巴金博士则是「神化」了的修持技巧，不仅把英语简化，还将之「神化」，「A for Apple、B for Boy」被吹嘘成近乎具有咒语般的力量，只管念而毋须理解，短期便能达到不可思议的疗效。
一行禅师译Engaged Buddhism
一行禅师于近代佛教史中，占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由他率先提出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，成为佛教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雏型。所谓「Engaged Buddhism」，一般译作「入世佛教」。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刘宇光教授，别出心裁，稽考「Engaged」一字的法语语源「engagé」，带有「作家、艺术家对当代问题的表态行动」、「道德承担」等意义，而将之意译为「左翼佛教」。
笔者同意「入世佛教」这翻译未能完全扣准「Engaged Buddhism」的丰富涵义，而「左翼佛教」于一定程度上作出了补充，但以「左翼」来概括多元多样、诉求迥异的佛教运动，亦未必稳妥。笔者与刘教授多年不见，对此问题尚祈来日有缘与他详加讨论。然仅就「左翼」一译而言，刘兄虽曾提出这翻译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一行禅师所亲拟，但究竟一行禅师的政治立场是「左」抑或「右」，本身其实已颇具争议。
一行禅师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，建立于越战时期由他带领佛教僧人组成的和平运动，运动本身并无政治立场，既不亲北越，亦不靠南越，以和平反战为「中道」，无所谓左倾右斜。自一九七三年越南政府吊销其护照后，流亡法国逾三十年的一行禅师，才于二○○五年获邀回国，并准许他举行多场教学活动和出版事项。此行却惹来争议声音，批评者认为禅师甘愿被越南政府利用作宣传工具，粉饰政府对
「越南统一佛教会」的打压、对僧人的拘禁，为越南避免国际贸易制裁护航。
行程中，一行禅师答应只与官方认可的「越南僧伽会」和宗教事务局官员会面，不论演讲文稿与公开致函都「自我审查」，只字不提「统一佛教会」。结果越南成功于二○○六年获美国国务院于「特别关注国家」名单上除名，令不少人对一行禅师之举感到失望。禅师造访越南有何初衷，不为外人所知，但于接受越南政府种种要求、漠视被关押僧人、不与统一佛教会长老会面等，都令人怀疑他的立场是否右倾。
二○○七年一行禅师再访越南时，要求时任国家主席阮明哲不再限制佛教徒活动、停止宗教事务局运作，却又令人感到他毕竟并非如批评声音所言，为换取著作得以于越南发行而投共。结果，禅师于越南的梅村法门僧侣，旋即受到政府驱赶解散、武力打压，而禅师亦被视为有阴谋颠覆越南政府。
传统佛教省思前景的契机
据刘教授与一行禅师教团的电邮查询，禅师近年以中文发表的著作，已「不再使用『左翼佛教』」一词。那是禅师政治取态有所改变，抑或觉得译名本身未如理想，不得而知。其实一行禅师从越战时期开始，已秉持不靠边的「政治中道」、以和平发展为依归的立场，不宜勉强以「左翼」或「右翼」来总括他提倡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。
或许，「Engaged Buddhism」所重的，不在抗争、不在表态，亦非在于政治抗争，而是如何以佛家价值观介入社会上不同的议题（即英语中所谓的「socially engaged」），令佛教面对二十及二十一世纪的经济、政治、道德争议等，仍息息相关，学人能依据佛家智慧和禅修，活泼而实际地予以应世。
学者借用一行禅师拟定的「Engaged Buddhism」一词，来涵盖东南亚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去殖民化运动中，各国因应不同经济、政治等困境而以现代化佛教思想寻找出路的思潮，例如
泰国佛使比丘（Buddhadasa Bhikkhu）倡导以「佛法社会主义」（Dhammic Socialism）救国，其弟子素拉．司瓦拉差（Sulak Sivaraksa）以重新诠释的佛门五戒作为反军政府运动的理性根据，
印度的阿姆倍伽尔博士（Babasaheb Ambedkar）则通过佛教解放贱民，
而斯里兰卡的阿里耶拉（A.T. Ariyaratne）也以佛家价值观和教义，作为觉醒社会、改革经济的重要根源。
这些运动，不一定有政治倾向，也并非受一行禅师的思想启发，但都有着将佛教世俗化，并以之介入社会现况问题以为大众谋求「离苦得乐」的共同性。
这股席卷东南亚的宗教力量，正是让传统佛教省思前景的契机。
有一类佛教徒，认为学佛即不应参与充满「嗔恚」的任何抗争，不应关心充满「贪婪」的经济议题，不应表达充满「愚痴」的政治立场，并以此作为「清净」的修为。
然而，若佛教只提供一个念经唱赞的场所，适时为信众祈福许愿，或作打斋超度、放生点灯等法会，对现今社会还有什么意义？
笔者十多年前拜访一座佛寺时，适逢寺内信众晚课念诵，因不便打扰，故在寺外静候，却见其中一位披搭戒衣的女居士，缓步走往寺旁大钟，须臾即一面敲钟、一面唱赞。后来女居士跟我说，已风雨不改地唱诵多年，每天敲钟都能敞开地狱之门，为饿鬼施食，而这个能积丰厚资粮的岗位，得来不易，只因法师喜欢她的声线具悲悯感情才点名让她当上，其他人还眼红不已云云。我听完后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
对于饿鬼道的众生如此慈爱有加，每天定时老远驾车到此放焰口施食，
可有想过这个城市内贫困挨饿的儿童有多少？可有想过如何帮助他们？
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
问题也许问得不公道，却带出了佛教如何与现代社会关涉的问题。
佛教应否自限于法会仪式、念佛祈福等，而对社会不公义、需援手的事情不闻不问？
笔者于多伦多大学的一些佛学课程，都附有课外「服务研习」（service learning）部分，让学生到食物银行等机构当义工，亲身理解低层人士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并施予援手。 「佛学」学人可以这样，「学佛」的人讲求慈悲施予、无缘大悲，是否更应多介入、多engaged ？
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求菩提，犹如觅兔角」。
越南、斯里兰卡、泰国、印度等地，可以把佛教融入生活、解决社会问题，汉传佛教能否冲破传统规限，而同样能以佛法应世？
佛教于社会议题上，以「清净」之名来独善其身，可予人「离地」甚至不愿担起责任的印象。譬如，大屿山作为香港佛教重地，于兴建人工岛的议题上，其实最应发表意见。
佛教以慈悲为怀、悲悯六道见称，与其愚昧而作大量商业放生，何不为那些因填海而绝种的白海豚，以及受破坏的珊瑚群、鲍氏双足蜥、白腹海雕等出声？
是不是佛教徒「食素」就不必理会填海造成鱼类数量的剧减？
佛说缘起，教徒对自然生态系统作出不可逆转的破坏，是否认为与人类福祉毫无关系？
一行禅师提倡「正念」，也提倡「Engaged Buddhism」，前者自利、后者利他，两者并行，正是佛教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。
批评者认为一行禅师的教法流于浅俗，但与其将佛法演成名相之学而只埋首于义理推陈，或仅以法事仪注为依归，实不妨由「浅俗」入手，端正心态，从无私奉献一己于社会而踏上现证「无我」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