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「标举」
谈锡永
前人论艺，往往喜欢标举一两个字来作品第的标准，这风气尤以清人论诗为甚。
如沈德潜的「格调」、袁子才的「性灵」、王渔洋的「神韵」、翁方纲的「理」、以及常州派论词的「沉郁」，虽提出的只是寥寥一两字，其中蕴含的理论，却可以推衍出千言万语。
这样的标举，有好处也有坏处。
好处是立定宗旨，犹如千军万马中树起一面帅纛[dào 大旗] ，是则眼前虽森罗万象，我却可以守一以应万，不致张惶失措，进退无据。 ──这好像科学研究中的归纳法。
然而坏处却在于一两个字所含的意义，终嫌太过抽象，用来做「界说」，时会失之于不够周延。况且，首先作此标举的人，固然自己心知肚明，但后继者则未必尽能会心，有时强作解说，反而会是非愈辩愈糊涂，到了后来，同一标举竟会变成与原来的目的相反。
例如渔洋论诗虽主「神韵」之说，但他亦未尝不重视「性情」，他说：司空表圣云，「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」，此性情之说也；扬子云云，「读千赋则能赋」，此学问之说也，二者相辅而行，不可偏废（师友诗传录王渔洋「答问」）。
可是，《尚友堂说诗》却斥渔洋曰：
渔洋诗话三卷，无一语及性情者，
只如赏名花、评美人，矜夸其声容丰度而已。
二百年后读《尚友堂说诗》，读者难免会替王渔洋抱不平，可是也难怪别人误会，因为主神韵说者太过喜欢严沧浪的说法：
诗有别才，非关学也；
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
既然非关学、非关理，人就很容易误会神韵说浇薄，这便可以坐罪他们久缺性情。
此仅举王渔洋的标举「神韵」为例，其余的标举亦所失维均。 ──例如王国维论词所标举的「境界」，至今便成聚讼，然而却是词学中的一大关目，这聚讼，恐非当时提出这标举的王国维始料所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