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刘国松商榷笔墨
刘国松曾为举行的「中大校外部第二届现代水墨画班毕业展览」作序,也许这是他应有的责任,因为他是该班的主要导师。
虽然承该班主办人的美意,曾邀笔者作过两次关于传统画论的讲述,但老实说,该班的课程究竟有些什么主要内容,却也只是模模糊糊,只知道,该班除了学习刘国松的「现代水墨」之外,还有关于古典与传统的课程,既然谈「现代」而不废「传统」,那么,对于刘国松的「序」,便觉得有商榷的必要。他在序文中强调,前人的笔墨技巧发展至今日,已走到再也无路可走;文人画所强调的一个「写」字,已成为画家突破藩篱的桎梏。因而主张「笔外求画」。
在他的立场来说,这意见或许是很对的。因为他以「感同身受」的缘故,才会去搞「现代水墨」,而且也的确给他闯出了一条新路。既然如此,他当然可以将自己的私见,坦诚地说出。这态度倒也不失为光明磊落。
但是,就绘画艺术理论的整体而言,我们却不能不指出,刘国松的意见实在偏颇。因为笔者觉得,时至今日,笔墨的路其实并未山穷水尽,而且很可能拨开重雾,走入一个新的天地。
对于传统山水画,笔者最服膺黄宾虹与潘天寿。他们两人的笔墨,便分别是对「南宗」与「北宗」的发展。在他们的作品出现以前,也许我们会对刘国松的说法认可──笔的表现力,已再无多少余地回旋。但既有黄潘二人的画作,那却可以证明,无法突破古人的藩篱,其过实只在于画人本身,而并非因为「笔墨」本质上是个牢笼。
「现代水墨」有它自己的趣味与境界,「传统笔墨」却似乎更易直接表现画者的情意。过份强调前者,也许能够成功地「笔外求画」,但对「画外求意」则是否会有所忽略呢?
刘国松 2014年作 山中一明镜 (西藏组曲221) 纸本彩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