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道」不可须叟离
刘勰着《文心雕龙》,一开篇便提倡「原道」,而且赞之曰──
道心唯微,神理设教。光采玄圣,炳耀仁孝。
龙图献体,亀书呈貌。天文斯观,民胥以教。
这种以教化人伦为宗旨的美学思想,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典型。如今虽仍然有人提倡儒学,但如果用来要求国画家,笔者相信,一定不会有人接受,因此,现代绝对不可能出现《列女图》之类的作品。
不过,假设我们将「道」与「神」的范围扩大,却也可以说,「原道」精神的画实在一向以来不绝如缕。笔者想举两个例──
抗日时期,宣传抗战杀敌,保卫家乡的艺术作品,其实即是「原道」的画;黄少强写的「难民图」,在广东画坛受到很高评价,即因其能振奋人心。
四人帮时代的画,也是「原道」的典型,听说有一幅画,画毛泽东跟林彪在井冈山会师,陈毅见了,评道:「画很好,可惜画得太小了一点,林彪那时还是个连长。」陈毅含蓄批评的其实不是画,而是画所体现的那个「道」与「神」。那时正是「神道设教」时期。
因此如果说给画与「道」无关,恐怕亦很难说得过去。 「原道」的画,也是我们的传统,问题只在于原的是什么道。
如果再将「道」的本质,跟世务与政治抽离,那么,就成为艺术的思想性了。
艺术需不需要有思想,并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,笔者的拙见是,绝对需要。因为画家不可能没有思想感情,将自己的感情表达,如何表达,那便是思想。 ──这样说,并不是提倡机械式的绘画,或者挖空心思的绘画,只是说一种自然流露的思想感情。
古人说「意在笔先」的「意」,其实即是感情与思想,并非单指「笔意」而言。即使是写一朵花,也不可能没有这种「意」,否则便成匠工之艺。读者不知道有没有同感,笔者自己便很不欣赏齐白石的牡丹,所以相信齐老人写牡丹大概只是应酬之作。
跟齐白石相反的是于非暗,于氏真的对牡丹很有感情,他有一幅牡丹便题记道──「种牡丹二十年,画牡丹三十年,形神俱似但觉尚隔一尘。书此以答客问,何以只管画牡丹。」但于非暗画牡丹却无意表现牡丹「花之富贵者也」这一面,所以我们只觉得于非暗写的牡丹,有一种高贵的气质,却绝不流于伧俗,也就是绝对没有暴发户的「漆气」。
由此体会,大概我们便可以知道,「原道」是什么一回事,而且原道也绝非坏事,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,一幅有份量的作品,必然有它自己的「道」。
在现代,道的范围当然已打破儒家那种「成教化,助人伦」的教条,任何思想都可以成为艺术品的脊柱,但我们却不能没有这种脊柱。
一味追求「效果」的现代手法,其致命伤恐怕也就正在此了。因为他们的「效果」,往往不是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,只是想制造出一种为别人所没有的「效果」,来作为自己的标签,一旦有了标签,便以为已经有了独立性,高明一点的人,便再造一些后设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标签。因此,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种刻意经营的「效果」,有什么文化因素。如果说有,那也只是工业社会人类心态的共性而已,绝不见得有掉臂独行的性格。工业社会的心态是走捷径,讲究包装,「效果」正是最好的捷径,后设理论当然便是包装。因此面目可以有不同,但其精神则可谓一致。
评论画家,一向有「大名家」,「小名家」的说法。小名家如斗载车量,他们只是技巧好,所欠缺的正是一种突出的思想。譬如清代的翁小海擅画草虫,他写的画便一味堆砌草虫,人们亦只欣赏他的草虫还算生动,如此而已,这其实便也是一种「效果」。时至今日,记得翁小海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。
大名家便不同了,他们一定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与气质。例如恽南田的没骨花卉,便有一种为翁小海辈所无的气质在。这种气质,可以说是道的体现。
然而恽南田却依然不是一代宗师,因为他虽然有气质,但却没有特独的造型,绘画毕竟是造型艺术,同时恽南田的画只有一种清韵,却欠缺大气滂薄的气势。
笔者琐琐而谈,其实目的只是想说一句话,道永远是艺术品的支柱,千万不可因为儒家提倡「文以载道」,便将道也作澈底的否定。问题只在于如何介定道的涵义而已。
正因如此,人格便也可以影响作品。喜欢浮夸的人,无论如何掩饰,他的画一定有浮夸的一面。我们面对许多误以剑拔弩张为气韵的画,可是笔触却令人觉得混乱,这便是人格影响画格的典型,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帜。但将这类画跟八大山人的画比较,跟徐天池的画比较,我们便立刻可以判别,混乱与道实在是两回事。
笔者很不同意,动不动拿着几个人的作品,便认为是风气,既然是风气,便煞有介事地去叫人研究他的文化因素,因为问题在于,不能凡见新欵就忙着去肯定。艺术毕竟贯串着道,人格与画格也彼此相通。
徐渭,汉族,绍兴府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初字文清,后改字文长,号青藤老人、天池山人、天池渔隐。明代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。曾担任胡宗宪幕僚,助其擒徐海、诱汪直。徐渭多才多艺,在诗文、戏剧、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,与解缙、杨慎并称“明代三才子”。他是中国“泼墨大写意画派”创始人、“青藤画派”之鼻祖,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,不求形似求神似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竹石无所不工,以花卉最为出色,开创了一代画风,对后世画坛(如八大山人、扬州八怪等)影响极大。书善行草,写过大量诗文,被誉为“有明一代才人”。
朱耷 dā(1626年—约1705年),原名朱统𨨗,字刃庵,号八大山人、雪个、个山、人屋、道朗等,出家时释名传綮,汉族,江西南昌人。明末清初画家,中国画一代宗师。明遗民。
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,明亡后削发为僧,后改信道教,住南昌青云谱道院。擅书画,早年书法取法黄庭坚。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,形象夸张奇特,笔墨凝炼沉毅,风格雄奇隽永;山水师法董其昌,笔致简洁,有静穆之趣,得疏旷之韵。擅书法,能诗文,用墨极少。
颜色直铺成花叶——恽南田没骨花鸟画欣赏
早年向伯父恽向(明末山水画家)学画山水,取法元代王蒙、黄公望、倪瓒,并上溯董源、巨然。中年以后转为以画花卉禽虫为主。他从明代沈周、孙隆等人的作品中吸取创作经验,再参考画史文献资料,创造「仿北宋徐崇嗣」的没骨花卉画法。特点是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接点蘸颜色敷染成画,讲究形似,但又不以形似为满足,有文人画的情调、韵味。
刘勰(约公元465年~?),字彦和,祖籍东莞郡莒县(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沈庄)人。南朝梁时期大臣,文学理论家、文学批评家,刘宋越骑校尉刘尚之子。
少时家贫笃志好学,依靠名僧僧祐,学习儒家和佛家理论。撰写《文心雕龙》,得到宰相沈约称赞,授奉朝请,历任临川王(萧宏)记室、步兵校尉、太子通事舍人。昭明太子萧统去世后,内心伤悲,请求出家,没有得到梁武帝许可。于是,烧发明志,法号慧地,出家并圆寂于定林寺。
《文心雕龙》引论古今文体及其作法,与刘知几《史通》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,并称文史批评三大名著,奠定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。
黄少强 (1901—1942),原名宜仕,字少强,号止庐,官窑群冈小江村丰湖里人。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,因英年早逝,现在几乎被人遗忘。虽然现在黄少强名气不大,但是当年他却是中国画坛叱咤风云的人物,被誉为岭南画派“天风七子”(高奇峰最有成就的7位入室弟子——黄少强、何漆园、赵少昂、张坤仪、周一峰、叶少秉、容漱石)之一,蔡元培评价他是一个“至性过人,是以有特殊表现善与美,固二而一者也”的画家。近十年时间,广东美术理论界对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学术研究,使之成为研究岭南画派现象的重要一笔,其后代及乡人视他为极其重要的历史名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