揭露什么?鼓励什么?
看过刘海粟的一幅「熊猫」,无论笔黑以及构图,都要比吴作人的写得好,可是,这种以水墨来替熊猫造型的技法,吴作人却似乎是首创者,因此,数画熊猫的专家,仍不得不放过刘海粟,推举吴作人。
这就是做一位艺术家的难处了。未有人创法之先,自己未必能够创法,可是一旦有人创法了,再行这条路,纵使技法比创法者高明,却依然只落第二乘。
同样的情况,有徐悲鸿的马;程十发的边疆少女;黄胄的驴;关良的画戏;黄宾虹的积墨山水;潘天寿的双钩全景意笔花卉。再数上去,有恽南田的工笔没骨花卉,四王的江南山水,华新罗焦墨写的鸟,石涛的山水,八大山人的花鸟……,凡此种种,既有人创法,学起来便觉得未必难(作伪画的人,显然就可以学得十不离八九),但未创法之前,却偏偏没有人想得到。
因此,掌握了技法,但却写不出一条新路,是艺术家最苦闷的事。技法愈纯熟,这苦闷便来得愈大。而亦因此做第三流的画家易,做第一流的画家难──至于第二流画家,套第一流画家的调子,却懂得略加变化,看起来依然有个人的风格,如任伯年之学陈老莲,于非暗之远绍徐熙。但却并非一件易事。
投机取巧便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产生的了。这种画人,离开第三流还有一大段苦学的路,可是却感到人生有限,而名与利却实在吸引人,因此便标举种种吓得住人的名目,来为自己的「第一流」铺路,侥幸一击而中,人便马上一言九鼎起来。
艺术批评家所需要揭露的,便正是这种投机的风气。而所需要予以鼓励的,却正是彷徨于第三流,老是不能脱颖而出的画者。 ──这是良心与责任的问题,虽然与公共关系的原则大相违背。
刘海粟(1896-1994)号海翁,江苏常州人,1912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。1949年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。晚年泼彩法,色彩绚丽,气格雄浑。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。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。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“杰出成就奖”。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“欧洲棕榈金奖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