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7031.谈画道.变不是乱

变不是乱，革命不是流寇

画的风格随时代而变，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现代人岂不是还要写唐人的壁画？

画的变革，就有点跟诗的变革一样。诗由《诗经》的民歌风格，一变而为骚体，再变而为六朝的《乐府》，诗的形式虽变，但仍有不变者在，那便是民歌的精神。后来变为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所贵者仍是「民间」的韵味，是故历代名家，都不是庙堂文学的人物。

精神与风格不变，那便是传统，可是形式却不断改变，那自然有不得不变的趋势。例如音乐改变了，诗既为合乐之作，当然便有新的体裁诞生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，魏晋精神便完全不同盛唐时代，好的诗人所表现的，便正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特质，而不是光以技巧取胜。

诗如是，画亦如是。六朝的壁画虽然尽有简朴之作，可是装饰味却都很浓，例如六朝的画象砖，只以黑赭两色为主，造型有如图案（信便说一句，关良画戏便很受六朝造象的影响），可是装饰风格却夺人眼目，这便可以看成是六朝瑰丽浮华这时代精神的影响。这便是当时的人太感慨于人生朝露，人世既无常，生前便当追求享乐，由是便崇尚虚华。连民间手工艺品的造象砖亦不得不染上这种风格，无他，那些民间艺术家毫无造作而已，无造作便任自然，因此便自然表现出一种时代风格。

举六朝造象砖为例，其余朝代的艺术品便可以类推。

我们还不妨看一看宋代的艺术品。宋代是我国国力日趋没落的年代，宋太祖赵匡胤虽然「一条铁棒，打下军州十八座」，听起来很英雄豪迈，实际上他「黄袍加身」，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，得天下太过顺利，所以军力虽可称雄于中原，却未能威镇边埵，再加上得天下之后，立即醇酒妇人，同时又忌与自己一同打天下的诸将，于是集军权于中央，其后人更无振作，由是便影响到整个国家都只能文事，不能武功。文事的极致，便成为纤巧，因此宋瓷便只能以精巧纤美取胜，再不能像六朝风格一样了。

六朝艺术品有装饰味，宋代艺术品亦重装饰味，然而时代不同，其装饰味便亦大异其趣。将六朝的日用品跟宋代的日用品比较，即一盘一盏之微，亦可以见到时代精神变化之剧烈。

所以从前一位好的收藏家，其藏品便很注重时代精神的表达。例如收藏明人的画，便以其有道家的韵味为贵，因为明代社会，完全是道家时代。陈白阳高于陆包山，恐怕便亦正因白阳山人笔下有点「道气」。所以徐天池便绝对高于唐伯虎与仇十洲。徐天池的书画，都可以见到反抗自然的道家精神，而唐仇等名家，所胜者便只是技巧。

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一幅画，精神比技巧更加重要，时代精神是大前提，与之相比，其余便都是末节。

但我们却须注意，说艺术应随时代而变，并不等于说，任何变革都不须要原则。原则若无，便是乱变。这一点，很容易给人蒙混过关，由其是「凡新便好」的论点，最喜爱利用变革为借口，企图打破一切原则，一提原则，他们便以为是枷锁，是断头台，因此必然嚷嚷，你握杀中国文化的命脉，你画地为牢限制艺术，控诉的都是大罪。然而我们若能平心静气思索，便知道「革命」与「流寇」的区别，实亦在于有无原则而已。当年的「文化大革命」，绝对无人会承认他是一场「革命」，而胡适等人提出的「新文化运动」，无论怎样贬低胡适的人，却都不能不承认那是一场真真正正的革命。为什么呢？即是因为红卫兵的「革命」毫无原则，只是一群受到政府支持的流寇，因此他们虽亦拿出一些农民的壁画、三出「样板戏」之类，作为「革命」后的「文化」典范，但我们回首当年，只认为那是一场流寇之乱，跟胡适的「新文化运动」绝对不能相比，时至今日，我们依然纪念「五四」。

能够这样体会，我们便懂得去思索，提倡「凡新便好」的人，到底能够说出一些什么具体的内容。他们称赞其中，能够说得出某甲一些什么好处，某甲的作品，是否其变革即能表达时代精神？能够循这样的思路去研究他们的说法，便不致心中茫然无主，甚至认为他们代表「前卫」。

笔者已经说过，评论画作，最忌后设理论，要捧一个画家，便作一大番理论，其理论却只能用空疏的字眼，你能够相信，画家是跟着这些理论来作画吗？可是当他们要贬低一位画家时，却又只三言两语就宣判死刑，完全忘记他们捧人时的说话，怎样对待画家的「主观意图」呀，千万不可拿着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呀，标准是画家的枷锁呀等等。

这种做法，说得不好听（其实倒很中肯），是典型「斯文红卫兵」的做法。不讲原则，爱恶随心，动辄就判人死刑，可是却不容别人批评他们的「样板戏」，因为「样板戏」是革命，批评他，便是脑后一条辫子，保守腐化，有害中国文化的命脉。而且，你批评「样板戏」，倒不如去研究产生「样板戏」的文化因素，真是大题目了。

所以当谈到国画的变革时，我们必须认清原则，原则有如梅花，不为霜雪所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