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卉画造型两例
近人写的花卉画风格强烈，远胜前人。绘画是造型艺术，能够脱离古人的造型，创出风格，可以说是一大进步。
可以举两个例子 ──
齐白石的牵牛花，潘天寿的荷花，都有独特的造型，真可谓一空依傍。齐白石初期的牵牛花，完全是写生。他有一幅画，题记略云，在梅兰芳家见到牵牛花如碗大，因便为之写照。这幅牵牛花，花带蓝色，完全是北京牵牛花的颜色（于非暗写工笔牵牛花，便填以石青，由此亦可比较），写花亦分八分面与五分面，无非仍是写生的格局而已。后来用浓胭脂色来写，花的造型有完全是八分面，带有图案化的意趣，则是齐白石独创的造型，前无古人。
潘天寿写荷花，早期亦无非是写生，那时候的荷花，绝对不及张大千，可是后来愈写愈简，终于创造出一种独特形式，环顾近百年画人，已无对手。他的荷花造型，亦带强烈的图案画意趣。笔者因此觉得，国画造型能图案化，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古人例如陈老莲的人物，图案化得很厉害，却成为后辈的典范，傅抱石的人物画，便脱胎自陈老莲。至于花鸟画，应该更适宜于图案化，这便跟历史有关了。
国画中的花鸟画，起步得最慢，大抵先有人物画，再有山水画，然后才有花鸟画。山水画与花鸟画，其实都由人物画派生。壁画以人物为主，但却有衬景，衬山水或衬花鸟，结果便开展出另外两个画种。
图案化花鸟画始于晚唐
谈到花鸟画，许多人都会联想到宋代的院画。然而在宋院之先，唐代人勾勒花鸟，实在已有相当基础。武则天时的永嘉公主墓，如今已经出土，墓中有些壁画，即用花鸟作为衬景，那种勾勒线条，以及花鸟的造型，已经相当成熟。
在武则天时代，花鸟画并不盛行，而且未开成一科。花鸟画至晚唐时始有地位，如杜修己之牡丹；卫宪之蜂蝶竹鸟、强颖之水鸟、卢弁之画猫，皆见于文献记载，于武则天时代，则文献上可谓无一专工花鸟的画家。可是，没有专工花鸟的画家，并不等于画家不懂画花鸟，所以我们实在不妨说，初唐的花鸟画法其实已经成熟，只不过未成为画的主体，所以不能称为「花鸟画」而已。大概由于花鸟画的起源，是由人物画衬景发展，因此晚唐五代的花鸟画，装饰味都很重。
晚唐时有边鸾，折枝花称为第一，尝于玄武殿画壁，写新罗国所献孔雀，一正一背，翠彩生动，金羽辉灼，甚为当时人赏识。然而值得注意的，却是「折枝花」这个画种。
时至今日，写花鸟尚有三种科目，一种是花鸟兼写景，例如潘天寿的花卉，即是写山崖一角的花草，他写荷花，也连湖石一齐画上；一种是只写花鸟，不写背景，这是最通常的画法，可以说，凡触目所见的花鸟画，实以此类最多。最后一种便是「折枝花」了，如今许多画家合作，写「十分春色」── 每人写一种花卉，一共十种，便多是「折枝花」。三种花卉画中，当然以「折枝花」的装饰味最重。也可以说，它等于是图案画的艺术加工。边鸾的画如今已不可复见，但由一些出土壁画上的折枝花，大概还可以想像出边鸾的画风。
后来徐熙写「殿铺花」，据说是在双缣幅素上，画丛花叠石、杂以禽鸟蜂蝉。传言这种画专供南唐李主在宫中挂设，难怪一味浓艳。
徐熙这种「殿铺花」，如今还可以见得到在台北外双滨故宫博物院，便藏有徐熙的一幅牡丹，画风端如文献记载，而且于空白处铺以石青底，不露绢素，装饰意味十分浓厚，简直可以把它当成是图画化的图案。
由写生提炼出造型，难也！
可以比较的，是近代宋院名家于非暗画的一张画，画群鸽飞翔于天安门顶，空白处亦填以色青，视之简直便如图案。至于于非暗另一幅画，写玉兰及黄鹭，亦填石青底，图案味虽较淡，但所师者实亦徐熙「殿铺花」的遗意。边鸾的「折枝花」，徐熙的「殿铺花」，虽未必是古代花鸟画的极品，但至少可以代表一种风格，那就是将图案的意趣融入花鸟画中。
正由于花鸟画可以有浓重的装饰味，因此有画家将之图案化，亦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发展到前面说的，齐白石的牵牛，潘天寿的荷花，则是意笔花鸟画的图案化，又不同于边鸾与徐熙的工笔了。
将花卉图案化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专事临摹的人固无论矣，即使注重写生，亦很容易反而因此缚手缚脚，于下笔之际，由写生所得的花鸟印象，很难不浮现于脑海，这就成为造型的障碍。要打破这一关，十分之不容易 ── 岭南派画家的花鸟画，绝无图案化的倾向，恐怕就是由于此派十分注重写生的缘故。
写生当然是画花鸟画的必经途径，但由写生而造型；风格无论如何比不上图案化造型之强烈，因为独特性不及。所以要写「现代」的花鸟画，大可参考齐白石与潘天寿，由写生提炼出造型，便比一味在工具上找效果，要有价值得多。
信报
1990年
潘天寿的荷花
齐白石的牵牛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