气韵与「现代」两例
鉴赏国画一向标立原则。奇怪的是,自南齐谢赫提出「六法」以来,几百年鉴画评艺的人,无论如何腾挪变化,都跳不出他的范围。尤其是「气韵生动」这一形而上的原则,一直为人乐于应用。
当年高剑父先生提出「新六法」,但剑父先生亦只是在内涵方面加以变革而已,并未企图将谢赫的「六法」推翻。
如今有些评论艺术的人,以「前卫」自居,因此一提到「六法」,立刻就嗤之以鼻,可是却又未见能拿出新的原则来代替,这便是「只破不立」。国画创作方面的混乱情况,以及国画市场的盲目投资,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造成。
最近读到一些大陆画家的画,笔者尤其注意到年轻一辈画人的作品,有一个印象,他们真的可以说是「五中无主」,既不忿走传统的路线来写画,但是却又掌握不到「现代」,因此便只能在传统上面加那么一点点「西方」,似乎以为这就等于已经「现代」。 ──这真是一种危险的创作倾向。
这种画,完全形式,而且是为形式而形式,因此他们便非弄巧不可。
当然我们也得公平一点,承认这些画家的确肯去接触西方艺术,而且找出其讨人欢喜的表达方式,例如「动态」,但当他们去模仿这一类西方「特点」之时,却可以说是机械式的模仿,完全违背了画生于情,笔墨立意的传统。既无感情,又无作意的画,自然令人觉得空洞。
尤其是,我们看到了对「气韵生动」误解的例子。这种画,以为笔墨飞舞就等于「气韵生动」,因此索性加上一点西方的「变型」。有一幅画写木棉,用轻飘飘的线条来钩勒,木棉本来长瓣,在画家笔下变成圆瓣,为什么会变圆呢?因为画圆用笔比较快速。反正有「变型」做借口,便自然可以信手拈来。
有一幅人物画,画两个穿少数民族服装的少女。 ──岔开一句,自从叶浅予、程十发、黄胄以来,大陆的画家写现代人物,便总摆脱不了「少数民族」这一框框,给人一个印象,汉人不足入画;也给人提出一个疑问,是否现代人的服饰不堪入画?恐怕都不是,只是这类画人一味喜欢用轻而快的线条,所以才喜欢写少数民族,她们的长袍,才经受得起这种貌似飞舞的线条,原因即此而已。
这幅人物画,便是靠用混乱的背景来衬托,然后才算完全一幅图画。两个少女身旁有一片蕉叶,顶天立地,比人身还要长,于是遮住画的一边;少女只见腰,腰以下是一团花,花底下便是空白了,即是说,如果如蕉叶为主体,那么,蕉叶的下端,其旁边便是一片空白。笔者很不明白,少女的脚到底藏在什么地方?画可以省略,但这到底是不是适当的省略,抑或只是画者技穷的表现。
探讨这两幅画的缺点,原因恐怕便有两个──一是务求线条流利快速,追求「生动」;一是机械式追求打破传统的造型。
当然我们也可以替这些缺点作辩护,说如今是工业时代,流速流动的线条恰恰是工业时代的特征,而传统造型必须打破,要不然便是陈陈相因。但这样的辩解,却很难通过原则的检查,即是笔者一再强调的感情与作意。
笔者在观览大陆画家作品的同时,也欣赏了香港彭袭明先生的一些画。彭先生的画很少有人提及,他的画似亦未见拍卖纪录,但面对他的画,却真的可以令人心平气和,不似面对一些大陆画家的作品时,只觉令人烦燥。
如果说彭先生的画只以笔墨见胜,那便是小看了他的作品,笔墨之沉潜固然胜于浮薄,可是于笔墨之外,我们却实在感觉得到他的诚意,他只是老老实实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意念,不卖花巧,可是能跟赏画者沟通之处,便端赖于此。这种美的境界,古人称之为「妩媚」,妩媚是天然的气质,不假装饰而成。因此彭先生的山水造型,其实亦暗合「变型」,但却不是人工造作的故意歪曲形象(如上述圆瓣的木棉),亦不是不讲道理的堆砌与省略(如上述的人物画),变得自然而然,人便不觉其变。
如果见过彭先生的画,便知道他的画其实亦很现代,构图可谓打破成规,绝不是陈陈相因于古人的典型章法。他擅长留空白,其气韵即由是而生,可是留空白的方式,却跟黄宾虹不同。 ──当我们面对黄宾虹的画时,觉得其所留空白已叹观止,再也想不出另外的留白程式。及至一见彭袭明先生的画,便会惊觉,原来还可以这样留白。但笔者相信,他这种留白亦绝不靠刻意经营,只是自然而然,就这样出现于画面。也即是说,他绝无意要营造一种程式,来打破黄宾虹的留白,黄笔繁,他尚简,以简不同于繁,因此便自然产生了他自己留白的效果。
将彭袭明先生的画来跟大陆一些画作比较,只是信手拈来而已,因为恰恰在同一时间赏览,于赏览时有上述的种种感受,便将自己的感受写出。因此笔者绝无特别抬捧彭先生之意,笔者收藏亦无半幅彭先生的画,当然更不牵涉利益问题。
笔者只想再强调一句:有笔有墨的画,并非就不可以「现代」,如彭先生的画,分明就不是「古人」。这一点,很值得有意「现代」的画人研究,尤其希望研究时,是本着原则而不是本着混乱的思想。
彭袭明1908年生于江苏溧阳,2002年逝于香港。少年时入读上海美专,毕业后留居上海。其外叔祖父狄平子是上海著名的收藏家,彭在其府中第一次观赏了元代画家王蒙的《青卞隐居图》真迹,不禁神往,影响了他一生的从艺轨迹。他好游览名山胜景,曾从方外高手习内家拳法,成为八卦掌南支的第三代传人。1950年去香港,避离闹市,安居于新界僻乡,一生以教授书画及拳法为业。但是他又不同于一般的职业画家:一生中仅于流落四川时办过一次个人画展,而且甚少卖画。他收学生的课徒费,但必以画相赠,所以他一生的作品,除送朋友者外,几乎都在其学生手中。其“随山发皴,因景立法”的画理,乃其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毕生艺术探索的大彻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