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806.谈画品.不必研究画的真伪

不必研究画的真伪

凡写过画的人都知，同一个人，同一个题材，写出来的画往往水准相差很远。心情固有影响，纸笔墨颜色是否应手，亦有很大关系。

吴昌硕、齐白石、张大千都画过许多荷花，然而却并不是幅幅佳作，他们写的荷花，亦有水准偶然低落的。如果他们的拥趸认为，批评某一张荷花不够水准，便是伤害他们的偶像，那只是无知而已，厚道一点，则可以说他们「古道热肠」。

其实，这本来是常识而已，相信起此三位名家于地下来问，他们也会承认，自己有不够水准的画传世。但名家则可以客观，拥趸却相对盲目，品评字画的困难，即在于此，直言谈相，一定大煞风景。

此外，便是作伪的问题了。

广州曾经出过一个专门作伪的名家，便是绰号「猪肉佬」的赵浩公，他的门人贺文略如今尚健在香港，只可惜未蒙画商赏识，因此尚未为风雅人士所知而已。

「猪肉佬」两师徒埋头「仿古」

贺文略先生亲口告诉笔者，当年他们两师徒埋头「仿古」，作品完成之后，运去北京，于是便落在日本收藏之手。他们的「仿古」作品，都有记号，日本人出版的《南画大成》，还不少有这种作品在内，用放大镜来看，还可以看到记号显然，而日本人则以为是宋元人的真迹了。

香港亦有一位去世不久的「仿古」名家，便是赵是旦 ── 不知为什么，凡「仿古」名家都姓赵，一笑。

赵是旦自己署名的画，不过尔尔，那是因为写时不敢落真功夫，怕人认出，此亦一如赵浩公自己署名的画，佳作什少，可是赵是旦「仿古」的画，却精采纷呈，神完气足。

有一次笔者到他的画室，见到一幅水墨山水，画成尚未题款，却俨然元人笔意，于是一手拿起，逼他落款，是旦兄望着笔者良久，说道：「果然识货，看在你识货分上，送给你可也，但是却不可示不相干的人。」于是磨墨题款盖章，还有点依依不舍。

这类「仿古」名家，仿出来的作品，并不比真迹差，有时甚至可以说，比真迹还要好。

先父绍如公曾购一画，是署名蒋南沙的《福禄寿图》，画一对蝙蝠，一对梅花鹿，站在一株桃树之下，桃树结实累累。以此画出示许多收藏家，都认为是真迹无疑，因为无一败笔，赋色又艳而雅致。可是后来给李凤公看，李凤公便指出，是蒋南沙门下马扶羲的代笔而已，而且指出桃枝上的记号。

画坛作伪常被视为风雅之举

蒋南沙、董其昌都有人代笔，这已非秘密，既然主名者认可代笔，因此亦不必视为作伪。至于赵浩公赵是旦两位的「仿古」，说为作伪，并非过分，亦毫不损他们的人格，因为画坛作伪一向被视为风雅，如张大千之「仿」石涛，风雅之至。

这类「代笔」或「仿古」之作，有时的确精采纷呈 ── 假如说是赵浩公的作品，一定没有人相信，因为从未见过他有这样完美的作品。收藏家的取舍，困难往往即在于此。

笔者一向主张，只论画好不好，不必论画真不真，便是解决这困难的唯一关键。文首说过，名家亦有失水准的作品，而仿作亦有精品，既然如此，以笔者的立场，便宁愿要精采的仿作，却不愿收藏名家失水准之作。

这种观点，未必人人同意，尤其是善观研究「辨伪」的人，一定以鉴定一幅画的真伪为乐事。

如果真的喜欢辨伪，那倒还罢了，人人都有发挥自己兴趣的自由，倒不必反对他们那种凡事求真的态度。 ── 如果用「真善美」来做美学原则，求真与求善，彼此亦相当而已，实不必强分优劣。

但是，如今却有一些挂着一些艺术机构衔头的人，俨乎其然摆出专家的款，见到字画，便絮絮叨叨谈真说伪，这类人，最容易影响一张画的价值。

因为人的心理就是这样，想买一张画，如果有人从旁鼓励，那就很容易下决心，相反，若有人加以讥评，即使觉得似是而非。亦便容易打退鼓。要找心有定见的收藏家，现在已不容易，则这种以鉴定家自命的人，往往便足以影响一张字画的命运。

海外人士又有一种心理，以为书画的源流既在大陆，那么，大陆的鉴定便一定可靠。有这种心理，那些大陆艺术机构的所谓专家，便更俨然有「一言九鼎」的威势。

可是，笔者却并不认为他们有衔头就是专家，真正有资格的专家，恐怕反而很难出差到海外，那些人只不过是「艺术干部」而已，说外行不尽外行，但亦绝非鉴定的内行。

笔者就见过一个艺术干部，曾经将张大千说得一钱不值，可是大陆忽然统战张大千了，这位干部却发表文章，将张大千的画称为「神品」。一百八十度变得很快，此即所以「干部」之为干部。

既然真正的鉴定家不易找，而干部之言又未必另怀目令，所以如今的收藏家，除非自己觉得自己真有鉴定的眼光，如若不然，倒不如从好坏来抉择取舍，反胜于研究真伪。

信报

1990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