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廓清一些迷雾
笔者谈画,常常谈到历史文化背景,这种态度,颇受到「凡新便好派」的反对。做「凡新便好派」是最容易讨好的事,一见「新」,立刻就可以攞出个很有深度的样子,悠悠然说道:去研究它的文化因素,比下价值判断有益得多,轻轻一语,便掩尽批评之口。
如果他们讨论古人的画,亦持这种态度,那还比较持平,可是他们一提到四王末流,便十分咬牙切齿,那时候,他们便下价值判断而不研究产生这些画的文化因素了。
然则,评画到底应不应该有一个标准呢? 「凡新便好派」在这问题上,十分尴尬,强调要有标准,便等于下价值判断,如果不要任何标准,这话又说不出口,因此就只能发出一些貌似高深,实质不着边际的议论。你用一种标准去评价,立刻便是粗暴的做法,可是他们自己却可以作出「温柔」的评价,连标准都不立,却变得既不主观,也不粗暴。
所以笔者批评吴冠中的画,拖长长的线条,洒几点色墨,十分空疏,便犯了几项错误,第一,是因为他的画卖得高价,所以才作出批评;第二,用传统尺度来批评,对画家不公平;第三,用客观标准来抵消画家的主观意图,粗暴。
然而批评笔者的人,却可以说,「吴冠中用那类幼而长的线条来表现大山会变得软弱而空虚」。
这便真是笑话了。这句话,不就是跟笔者同意见么?唯一的分别,只是当笔者说出这意见时,同时提到传统笔墨,想不到这也会变成「粗暴」与「温柔」的区别。 ──真是一个混乱的时代!
然而,「凡新便好」实在容易讨好,至少比立标准的人,容易讨好「观众」。当年笔者忽然停笔,结束三个「地盘」的画论,便是避免是非,因为依笔者的性格,很难首鼠两端做「凡新便好派」。最少笔者不想于重读自己的文章时,觉得脸红。
笔者已经声明,这个专栏并不全针对画家,针对画商。因此,如果有一些画家的画,已经给抬捧得超值,笔者便亦以负责的态度,指出这些画的缺点,从而提醒投资者小心从事。这种做法等于本报的评论专栏,时时分析公司市值,对投资者提出意见。笔者不觉得这做法有什么不对。
如果笔者写一篇文章,控思聪先生以三大罪,他认为某公司经营有问题,只是因为那家公司的股票暴升,是其罪之一;他用传统的经营尺度来评价,对某公司不公平,是其罪之二;他用传统的经营手法来做标准,抵消某公司新手法经营的主观意图,粗暴,是其罪之三。这篇文章如果通得过编辑,得到发表,恐怕亦会变成笑话。
可是,同样的文章却可用「艺术评论」的面目发表,而且振振有词,笔者觉得,逻辑已经给人丢进垃圾桶。恐怕亦正由于逻辑于谈论艺术时有如废物,所以「凡新便好派」才可以也文也武,作出种种温柔的姿态,发出些以高深文浅陋的议论。
这类文章,对投资者实际十分无益,因为完全看不出议论者的观点。既然吴冠中的线条空虚软弱,难道只因为他比大卫鹤尼画水好,便应该列为「保护文物」?笔者坦荡荡地指出,吴冠中的画超值,「凡新便好派」却并未提出半点理由,来支持吴冠中作品的市价,可谓十分之没有建设。
也许「凡新便好派」会说,评论艺术不同评论股票,那便是故作清高,用以抵消批评。而且,故意装作不晓得笔者早已声明的立场,那种「纯情」,其实亦是对笔者文章的「粗暴」,他正是用一个「纯艺术」的绝对客观标准,漠视、抵消了笔者的主观意图。 ──笔者很不愿意见到有这种逻辑混乱的文字,在困扰艺术品投资者,而写这种文字的人,却居然攞出权威的派头。
笔者的文章,一系列连续发表,批评吴冠中亦非完全以「传统笔墨」为标准。笔者已声明,是拿吴冠中做一个例子,指出目前国画市场的不正常现象,因此,于回应笔者之时,为什么却只拿「传统笔墨」来做文章呢?
退一步说,即使笔者抹煞一切文化背景,光拿「传统笔墨」来做客观标准,恐怕亦不见得有什么错。因为回应者根本没有提出具体的理由,指出这标准有什么坏处。如果指不出,便没有理由指责别人使用这个标准。
而且,画家的「主观意图」,以及产生一批画作的「文化因素」,是否都应该一律肯定呢?任何人写画,都有他的「主观意图」,亦有其「文他因素」,如果因此便不能立标准来批评,那么,古往今来阿猫阿狗写出来的画便都不能批评,有这样的理由否?
因此,提出与其批评不如研究,这实在是荒谬的态度,只不过貌似客观,因而便掩盖了他荒谬的面目而已。
笔者写这篇文字,已属蛇足,然而提笔写时,原想继续分析国画的历史文化背景,可是如果不先行廓清一些逻辑混乱的言论,便很难将问题分析下去,故乃廓清如上,相信笔者的做法,亦有助于投资者辨别是非也。
中国嘉德北京春拍首日(6月2日),共斩获RMB 10.7亿、5场白手套,吴冠中《狮子林》更以RMB 1.43亿高价成交,称霸全场。同时,打破画家个人纪录,成为吴冠中「最贵中国水墨画」。除了逾亿吴冠中外,首日当天还诞生了16件逾千万艺术品,成绩相当骄人。